刊登於22/6/2007 (星期五) 明報(B12)
香港教育學院聆訊中揭示的學術自由問題
公元二千年，香港大學鬧出了鍾庭耀事件的大風波，當時有網站討論區邀請我担任客席主持，不少網友都批評此事令港大蒙羞，不忍卒睹。其實偶然傷風感冒有何大不了？重要的是有健康的抗疫能力；同樣道理，一個健全的社會也會有大大小小的毛病，重要的是具備自我矯正的機制與能力。港大能夠把鍾庭耀事件拿出來公開聆訊，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，總比那些只會掩飾問題的機構優勝。而且，把問題克服了，免疫力也會提高；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一波一波的向前發展邁進。
因此，當我在2006年初（或前一年底）從香港教育學院副院長陸鴻基教授那兒，聽說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曾要求院方把我辭退的時候，確實大吃一驚。因為陸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輩學者，何況在無風無浪的當時，他也沒有任何向我這個小輩編造謊言的動機。但另一方面，高級官員因為某些言論問題向院校高層要求「炒」掉其下屬，分明比路祥安要求港大校方約束鍾庭耀的民意調查還要嚴重；羅太作為幹練的高級公務員，干犯此種「天條」，也實在難以置信。再加上我與羅太有過良好的工作關係，她有可能這樣做嗎？可惜我當時與羅太的關係已經陷入低潮，無法向她求證。
在教院風波聆訊期間，我才知悉羅太向教院高層要求對我加以「約束」一事，可能早在2002年底已經發生。從鍾庭耀事件的2000年到2002年底，其間只有兩年，一個嚴重的錯誤竟然已經自我重複，實在可怕。
坦白說，這次事件能否算得上干涉學術自由也是一個大問題。鍾庭耀事件之中，民意調查是否學術研究曾經引起過一番爭論，例如張五常等就批評民調不具學術價值，談不上什麼學術自由問題。如今看來，這並非問題的關鍵。政府官員感興趣的確實不是那些純學術性的東西；筆者惹禍的，也不是在學報或研討會上發表的大塊文章。在這次聆訊裡，我發現我最受到關注的，是2002年底舉辦的一次小班教學研討會（實際上是小型座談會），2003年底在《星島日報》專欄發表的一系列批評教育改革帶來教師沉重壓力的感性小文章，可能還有在2004年與鄭燕祥教授等合辦的一次中小學校長研討會。這一些，都談不上嚴謹的學術性，只代表了一個學界中人對教育問題的關注，發出了一點不同的聲音而已。因此，問題並非干預學術自由，真正的學術自由從來沒有人有興趣干預，要干預的只是學者發表的社會性言論而已。而學者之所以特別受到關注，只不過他們的公信力較高，社會影響力較大而已。鍾庭耀的民調之所以被干預，也應作如是觀。
問題是，如果學者們全都噤若寒蟬，或者一味附和權勢，還有可能造就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嗎？如果沒有學者們的社會良心與異議，政策制訂者又如何檢視其施政的得失呢？幾年來的教育改革的路愈走愈艱難，失誤也愈來愈多，並不是民間的異議太多，而是太少；就算那些稀有的民間的聲音，也得不到在上位者的重視。當政策無法得到充分的反饋（feedback）以作出適當的調節的時候，好意無法變成好事，一個新的措施出台就是一個新的泥淖，教改也就陷入了這幾年間進也不得、退也不得的困境了。
這本來不是什麼高深的智慧，但錯誤在特區政府成立後一而再地重複發生，我們實在不能不深思。羅太已經引退，我無意再加批評，但際此特區政府領導層大換班的時候，實在有必要好好總結這個教訓。如果我們的新局長精英們能夠領略教院風波中的教訓，在高舉「強政厲治」大旗的同時好好塑造我們的管治倫理，多點包容，多點聆聽，則教院聆訊中花掉的幾千萬，還是有一點價值的。
香港教育學院聆訊中揭示的學術自由問題
公元二千年，香港大學鬧出了鍾庭耀事件的大風波，當時有網站討論區邀請我担任客席主持，不少網友都批評此事令港大蒙羞，不忍卒睹。其實偶然傷風感冒有何大不了？重要的是有健康的抗疫能力；同樣道理，一個健全的社會也會有大大小小的毛病，重要的是具備自我矯正的機制與能力。港大能夠把鍾庭耀事件拿出來公開聆訊，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，總比那些只會掩飾問題的機構優勝。而且，把問題克服了，免疫力也會提高；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一波一波的向前發展邁進。
因此，當我在2006年初（或前一年底）從香港教育學院副院長陸鴻基教授那兒，聽說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曾要求院方把我辭退的時候，確實大吃一驚。因為陸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輩學者，何況在無風無浪的當時，他也沒有任何向我這個小輩編造謊言的動機。但另一方面，高級官員因為某些言論問題向院校高層要求「炒」掉其下屬，分明比路祥安要求港大校方約束鍾庭耀的民意調查還要嚴重；羅太作為幹練的高級公務員，干犯此種「天條」，也實在難以置信。再加上我與羅太有過良好的工作關係，她有可能這樣做嗎？可惜我當時與羅太的關係已經陷入低潮，無法向她求證。
在教院風波聆訊期間，我才知悉羅太向教院高層要求對我加以「約束」一事，可能早在2002年底已經發生。從鍾庭耀事件的2000年到2002年底，其間只有兩年，一個嚴重的錯誤竟然已經自我重複，實在可怕。
坦白說，這次事件能否算得上干涉學術自由也是一個大問題。鍾庭耀事件之中，民意調查是否學術研究曾經引起過一番爭論，例如張五常等就批評民調不具學術價值，談不上什麼學術自由問題。如今看來，這並非問題的關鍵。政府官員感興趣的確實不是那些純學術性的東西；筆者惹禍的，也不是在學報或研討會上發表的大塊文章。在這次聆訊裡，我發現我最受到關注的，是2002年底舉辦的一次小班教學研討會（實際上是小型座談會），2003年底在《星島日報》專欄發表的一系列批評教育改革帶來教師沉重壓力的感性小文章，可能還有在2004年與鄭燕祥教授等合辦的一次中小學校長研討會。這一些，都談不上嚴謹的學術性，只代表了一個學界中人對教育問題的關注，發出了一點不同的聲音而已。因此，問題並非干預學術自由，真正的學術自由從來沒有人有興趣干預，要干預的只是學者發表的社會性言論而已。而學者之所以特別受到關注，只不過他們的公信力較高，社會影響力較大而已。鍾庭耀的民調之所以被干預，也應作如是觀。
問題是，如果學者們全都噤若寒蟬，或者一味附和權勢，還有可能造就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嗎？如果沒有學者們的社會良心與異議，政策制訂者又如何檢視其施政的得失呢？幾年來的教育改革的路愈走愈艱難，失誤也愈來愈多，並不是民間的異議太多，而是太少；就算那些稀有的民間的聲音，也得不到在上位者的重視。當政策無法得到充分的反饋（feedback）以作出適當的調節的時候，好意無法變成好事，一個新的措施出台就是一個新的泥淖，教改也就陷入了這幾年間進也不得、退也不得的困境了。
這本來不是什麼高深的智慧，但錯誤在特區政府成立後一而再地重複發生，我們實在不能不深思。羅太已經引退，我無意再加批評，但際此特區政府領導層大換班的時候，實在有必要好好總結這個教訓。如果我們的新局長精英們能夠領略教院風波中的教訓，在高舉「強政厲治」大旗的同時好好塑造我們的管治倫理，多點包容，多點聆聽，則教院聆訊中花掉的幾千萬，還是有一點價值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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